冤案追责率不到三成多指向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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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追责率不到三成多指向刑讯逼供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19-01-04

  

  而在追责的8起案例中,有一个共同点:存在刑讯逼供事实。故而,追责对象基本为涉嫌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的民警。其中,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被纠正后,6名警察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起诉,最高获刑2年。这是8起追责案例中获刑人数最多的。而2005年纠正的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虽有7名警察被起诉并被认定犯有刑讯逼供罪,但其中5人免予刑事处罚。2010年纠正河南张振风强奸杀人案后,1名警察因隐匿证据、玩忽职守获刑3年,这是8起追责案例中的最高刑期。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纠正又有进展。据《中国青年报》报道: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

  事实上,去年张氏叔侄冤案平反后,要求对聂海芬进行追责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而在一年之后,相关部门终于给出相对明确的表态,可见对冤假错案的追责之难。

  本报盘点近年纠正的部分冤假错案发现,冤假错案纠正难,而追责更难。在不多的追责案例中,又呈现出追责对象单一、处罚较轻、层次较低等特点。

  据统计,2000年至2013年的27起被纠正的冤假错案,其中只有8起案件有相关办案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追责率不到

  而在追责的8起案例中,有一个共同点:存在刑讯逼供事实。故而,追责对象基本为涉嫌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的民警。其中,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被纠正后,6名警察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起诉,最高获刑2年。这是8起追责案例中获刑人数最多的。而2005年纠正的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虽有7名警察被起诉并被认定犯有刑讯逼供罪,但其中5人免予刑事处罚。2010年纠正河南张振风强奸杀人案后,1名警察因隐匿证据、玩忽职守获刑3年,这是8起追责案例中的最高刑期。

  据媒体报道,不少冤假错案被纠正后,舆论均要求追责,而相关部门也不乏“全面调查”之类的硬话。例如,去年安徽于英生杀妻案被纠正后,蚌埠市政法委曾表示,责任追究要由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按照程序进行。但追责情况至今未见下文。

  而在追责案例中,除了涉嫌玩忽职守等刑事犯罪的警察之外,鲜见法院、检察院和政法委相关人员被法律追究甚至只是遭受内部处理的公开报道。

  据媒体报道,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被纠正后,曾有3名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被停职接受调查,不过调查的结果究竟如何、最终处理结果如何,均未有公开报道披露。近期,浙江省高院负责人谈到张氏叔侄冤案时称,办案责任人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进行了问责。而问责的具体内容也未见披露。这样的表态,激起不小的舆情,质疑集中在:对责任人仅作“内部处理”,是否“罚当其过”?

  据媒体报道,对冤假错案的追责,有两种渠道。一种渠道是,公检法各自进行内部追责并进行内部处理,这种“自罚”的举动,其积极性自然不高,也很难令人信服。另一种渠道是,由政法委组织调查组进行问责。不过,这种模式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媒体称,时下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一些地方发生大案、命案时,常常会由各级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三部门领导,召开案件讨论会迅速拍板定案。有专家认为,这种“联合办案”模式在实践中往往会走向异化,甚至是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故而,以上两种渠道均存在相关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弊端。

  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过,中国并未在实践中建立起成熟的冤案追责机制。从程序上说,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冤案的处理,主要就是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俗称“改判翻案”;《国家赔偿法》只负责对当事人的国家赔偿;而冤案在被确认之后,到底由哪个部门、哪一级来主导调查、问责官员,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目前的冤案追责,还停留在特事特办阶段,往往由冤案制造者和利益相关方进行“自查自纠”,这注定难彰公信。

  另外,对冤案的问责,也没有确立严格的责任标准划分:哪些是囿于办案时主客观因素而发生的冤案,只能算是警方的过失,对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罚即足矣;哪些是“过了红线”,必须追究刑事责任。问责的关键细节,往往被深纳于复杂的内部博弈中,缺乏司法问责应有的阳光性和可预测性,这对于受害公民、对于可能的责任官员,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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